随着各领域、各学科频繁使用生命政治术语，它已经变成一个流行词，甚至变成一种时尚趋势。虽然我们需要承认它在政治、教育、法律甚至农业等方面的延伸，但是，以生命政治形式来解释和描述一切，这种简单、草率、鲁莽的经验主义式运用不仅会造成生命政治的滥用，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削弱生命政治学理论本身具有的批判效力与公信力，从而流于形式化的表达，缺乏实质性内容。这是特别危险而又没有意义的举动。因此，必须基于历史进程的方法以及文化、社会背景的内在发展矛盾来使用生命政治所阐发的思想内核。
哲学、社会政治理论领域所展现的生命政治更倾向于探讨身体与生命在权力技术、知识形式结构中的遭遇，政治思考与行动的模式、方法及运作如何不同于其他政治形式等问题。根据莱姆克的观点，这是福柯生命政治继承与发展的一种趋向，以布达佩斯学派的阿格妮丝·赫勒(AgensHeller)与费伦茨·费赫尔(Ferenc Feher)的身体政治学(BodyPolitics)、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Giddens)的生活政治(LifePolitics)与医学人类学家迪迪埃·法桑(DidierFassin)的生物合法性(Biolegitimacy)为主要代表。随着20世纪90年代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到来，以及生命科学、生命技术与生命医学的快速发展与渗透，这种对生物性生命维度的探究更加直接地指向了生命本身的构成要素。从生命本身出发图绘生命的制造、塑造与增强，是对这个充满希望、期待、不安与恐惧的基因组学时代的最好回应。这是一种思考生命政治的新方式。“身体越来越不被视为一种有机基质，而是被视为一种既可以被解读又可以被重写的分子软件。”①这标志着分子生命政治时代的到来，以英国社会学家和社会理论家罗斯为代表。
第一章 生命政治范式问题域的理论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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