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子生命政治在现代技术条件下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生命不再处于完整的有机体或实体概念之中，也不再在政治一法律权威模式中分析生命与权力、生命与政治的复杂关系。如果说这是一种强调生命的政治过程的话，那么分子生命政治视域中的生命是在生命本身构成要素的分子层面上解析生命、管理生命、操纵生命、重组生命。这体现了生命过程的技术干涉，因此，“生命在分子层面上变得可见、可理解、可预测和可操控”②是分子生命政治的基本特征。也就是说，生命与政治在分子层面发生接触。这是一个全新的干预领域，也是一个更加微观的观察视角。它超越了个体和人口的层面，不再局限于自然生命的秩序与规则，区别于规训个体身体的政治解剖学与调整人口的生命政治学。或者说，这种分子生命政治的思维样式成为它们的补充形式。
第二，生命的最优化技术。诸种技术，如医学技术、健康技术、治疗技术的介入不只是为了消除疾病，治愈病变，而且要密切关注个体的身体与心理健康。在这种话语背景下，分子生命政治颠覆了疾病与健康的二元对立。更重要的是，它不只是致力于影响生命健康的显性因素，而且要注意那些隐藏在身体组织、器官、细胞、血液中的隐性因素。它不只是要去解决生命健康中已经出现的病症或不尽如人意的生命功能，而且要对可能出现在人的身体中的病症因素进行预测与评估，提前做好各种有效的预防性准备。此外，为了实现生命的最优化，技术介入甚至可以改善人的情感、性格、欲望、认知等。这种最优化的实现不只涉及个体自身、家族遗传，还受到市场和消费文化的影响，如整容、整形手术、变性手术等。身体早已不再是有生命特征的自然之物，而是成为医学技术可以任意对其进行切割与替换之物。在这个过程中，伦理道德、政治法则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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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 Thomas Lemke, Biopolitics: An Advanced Introductio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77.
② Nikolas Rose, The Politics of Life Itself, Biomedicine, Power, and Subjectivit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