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主体化的推进。不仅政府机构、医疗团体、健康与卫生知识、营养与养生学会潜在地引导人们重视自身的生命过程、生命质量、健康水平，个体自身也会积极改善自身的身体状况与生理因素。人们“拒绝继续当患者’，拒绝被动地接受医疗专业知识。他们变成了主动选择和运用医学、生命科学、药物和非传统型医学’的消费者，以便最大限度地提高和增强自身的生命力”①。自我管理、自我维护生命力与潜能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人们高度重视生命活力和质量的主体化行为，将个体自身的肉体囚禁在生物医学与技术的圈套之中。这种自我技术不仅是对死亡与疾病的恐惧，更是权威、技术压榨人的行为与意识的新型方式。
第四，生命本身的专家。医疗权威不再仅仅局限于医生，而是拓展到更加宽泛的行业与领域，如心理咨询师、语言治疗师、职业规划师、健身指导专家等。他们的职责与任务也越过了疾病与治疗的界限，不仅要完成医护人员最基本的治疗与看护任务，还要在管理和组织生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要让自身变得更好，无论是在身体方面、精神方面抑或情感方面、家庭方面，都有拥有专业知识的身体专家的切入、指导与关心。这种健康权威无时无刻不在蔓延与涌现。相继而来的是评价和裁定这些身体专家行为活动的生物伦理学知识，从而为他们的医学服务与行为建议的合法性与正当性提供理论支撑。
第一章 生命政治范式问题域的理论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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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Nikolas Rose, The Politics of Life Itsel f, Biomedicine, Power, and Subjectivity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7, p. 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