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拒绝将自身的分子生命政治纳入后人类学领域之中，因为“新的分子增强技术并不试图让身体与机械设备混合成形，而是在有机层面上改变它，从内部重构生命力。在此过程中，人不是生物性减少，而是更具生物性”③。在分子层面进行的生物医学技术干预的治疗，使得生命力的增强完全依赖于医学技术手段与方法，扰乱了生命本身具有的系统性规律。因此，生命本身的可能性与活力受到外界因素的镇压，生命不再丰盈与充满激情，而是变得干瘪又单调。
第一章 生命政治范式问题域的理论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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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美]迈克斯·泰格马克：《生命3.0》，汪婕舒译，31—38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8。
②法]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莫伟民译，506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③ Nikolas Rose, The Politics of Life Itself, Biomedicine, Power, and Subjectivit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