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认为，这种分子生命政治区别于哈拉维的“赛博格”，也不同于后人类学现象。哈拉维在生物学思维方式之中阐述了自己的赛博格理论，即生命体不再是纯粹的自然有机物，而是机器与生物体的混合，如代替肢体功能的人造肢体、植入人体内部的心脏起搏器和人造骨骼等。又比如，素有“未来生命定义者”之称的美国物理学家迈克斯·泰格马克(MaxTegmark)在人工智能时代背景中重构了人的“生命”范畴，认为生命“是一个能保持自身复杂性并能进行复制的过程。复制的对象并不是由原子组成的物质，而是能阐明原子是如何排列的信息…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将生命看作一种自我复制的信息处理系统，它的信息软件既决定了它的行为，又决定了其硬件的蓝图”②。生命在智能机器与科技进步中脱离了生物物种的范围，演变成技术话语圈的信息处理系统。
迈克斯·泰格马克又根据生命设计自身的能力、复杂程度，将生命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生命1.0，以原核微生物细菌为代表的简单生物阶段，其硬件与软件(物理结构与行为)都无法重新设计，一切皆由具有储藏遗传信息功能的DNA决定，行为方式固定。生命形态要发生改变，需依赖生物进化的演变过程。生命2.0，以人类为代表的文化阶段，其硬件由生物进化演变而来，可以通过后期生长发生改变，软件则可以进行自我设计，通过学习获得知识、能力、技能等，从而改变行为模式，优化“算法”。生命3.0，以人工智能发展为代表的科技阶段，其硬件和软件获得双重“升级”，自身就是命运的主人，完全摆脱了进化的束缚，生命彻底苏醒。①这打破了人与机器的传统边界，人的生物性特征逐渐被科学技术占领，似乎传达出这样的观点：“人是近期的发明。并且正接近其终点……人将被抹去，如同大海边沙地上的一张脸。”②这种人工智能、科学技术革命主导的后人类学，更倾向于表达人的生物性特征正在逐渐减弱，人与机器、有机物与无机物、自然与文化之间的区分开始变得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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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汪民安、郭晓彦主编：《生产》第7辑，79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
②美]迈克斯·泰格马克：《生命3.0》，汪婕舒译，31—32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