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而言，生命政治话语体系已蔓延至诸多学科领域，也正逐渐远离福柯设定的治理和操控生命的原初权力政治语境。生命政治话语体系的广泛延伸和深入拓展，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它自身并没有既定的研究对象。虽然大多数生命政治学理论家都试图将研究视角锁定在生命与政治权力、政治技术、政治策略，生命与生物医学、生物技术、生物资本等方面，但也都在努力突破实体性的生命范畴，建构具有包容性、开放性与多元性的生命内涵。这确实能够为西方现代政治哲学批判模式提供新的视角，注入新的活力，摆脱古典政治哲学范式，而且以生命范畴为核心向外辐射的趋势也丰富了批判理论的内容。但正是生命政治学理论讨论内容的无限延伸，致使从政治领域深刻探讨生命存在形式的问题受到巨大挑战，而且已经呈现出脱离政治语境的去政治化倾向，也染上了生物学、医学、遗传学中的还原论色彩。
简单来说，福柯探讨生命政治思想的最初意图是希望通过研究个体身体和整体人口被纳入政治理性计算所面临的问题，来揭露资本主义政治治理技艺的狡诈面貌，展现资本主义统治下的新型政治思考方式，从而找到生命个体应然的生存美学。但是，就目前的发展形势来看，生命政治学理论似乎是要摈弃自身浓烈的政治色彩而走向单纯的生物学、技术学等领域，试图在生命政治学理论的名义下将生命与政治最初的融合简化为纯粹字面意义上的生物性的政治。例如，随着基因组时代和后基因组时代的到来，在生物工程技术的主导下，生命政治学理论越来越旨在阐发一种关注人类健康、生殖、行为、遗传、基因构成等要素的意识形态策略。这也就意味着将生物性、技术性思维方式置于首要地位的趋势逐渐显现，并试图霸占整个理论内核，结果便是以生命与政治关系的生物与伦理维度取代其历史与政治维度。不能否认的是，福柯以来的生命政治思想很大程度上是以人类个体的生物性生命为出发点，来考量其在社会政治领域以何种方式存在的问题的。但是，这并不是说，只要关注生命个体存在问题，生命个体展现的生物学、医学、政治学的关系问题就都必须归属于生命政治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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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