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甘本认为，福柯并没有对生命概念进行清晰的界定。在福柯那里，这是一种缺失性的存在。德勒兹同样如此。他们的生命材料的价值性与含混性，需要我们对“生命”这一术语进行谱系学探究，“证明生命’不是一个医学的和科学的概念，而是一个哲学的、政治的和神学的概念”②。
在政治与生命的关系问题上，如果说福柯侧重于从权力逻辑出发来架构生命政治学理论，奈格里与哈特主要基于“帝国”主权与非物质劳动范畴，埃斯波西托面对的是免疫范式的话，那么阿甘本则直接以生命范式来支撑整个生命政治学理论框架。阿甘本将理论核心聚集于生命概念，除了受研究风格与思想背景影响之外，还有以下原因。第一，生命政治学理论内核的需要。这是最基本的，因为生命政治学理论主要探究的就是生命在现代政治部署之下的存在方式与发展变化。生命政治学理论的奠基者福柯就是从人的生物性存在在现代政治中遇到问题、受到质疑这一决定性事实出发，来探寻一种不同于古典政治哲学逻辑的批判思路的。这是生命政治学理论建构的基本原则与前提。第二，阿甘本认为福柯、德勒兹等前辈，在生命问题上有所保留与遗漏，而之前某些思想流派传达的生命思想与理念又不足以让他在政治哲学领域获得满意的认识。这驱使他寻求对生命进行另一种解读。第三，阿甘本的理论旨趣在于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复杂情况中揭露人的生存状态是以何种方式存在的，因而对生命进行生物学或生理学区分显然是不够的，也是没有意义的。这一点与奈格里相异。奈格里在讨论过程中注重对生产性维度的把握，这基于他对福柯生产性维度缺失的认知。奈格里认为，关于生命的讨论也必须建基于生产性维度。阿甘本不关注生命在政治结构中的物质性构成，而是关注人的生命基质的现实存在境况。因此，阿甘本将视角转向了生命的bios-zoē结构，尝试探析它们在古希腊以来直至现代政治传统中的决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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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 Georges Canguilhem, On the Normal and the Pathological, translated by Carolyn R. Fawcett, 1978, D. 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p. 73.
② Giorgio Agamben, Potentialities: Collected Essays in Philosophy,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2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