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福柯追随老师康吉莱姆的生命与规范概念，其生命政治学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深受康吉莱姆生命科学思想的影响。康吉莱姆认为：“生命是一种规范性的活动。”②生命的规范性并不是静止的，而是具有不确定性与不稳定性，并且包含动态的双极性，既能积极地、主动地生产创造性的活动，改变周围的环境以及生命的标准，又会被动性地、消极性地承受环境带来的威胁与危险要素。前者表现的是自我创造的运动，打破陈旧的规范，建立崭新的规范；后者表现的是倾向于自我保护、自我平衡的守护运动。简而言之，生命并不是物体，并不是实体概念，而是一种极性化的活动。生命本身具有动态性。其实，康吉莱姆也受到了比夏的影响。例如，比夏认为，生命规律具有可变性与不规则性，生命在有机规律中会表现出异常、偏差的变化。康吉莱姆则在比夏认识论的基础上探讨了病理学概念中的差错概念。康吉莱姆也看到“是生命本身，而不是医学判断，使生物学上的正常成为一个价值概念，而不是一个现实统计概念。”①显然，康吉莱姆拒绝依据某种标准、规则或平均常数去识别生命本身的特殊性。普遍化的策略忽略了个体自身的差异，忽视了外在环境因素可能带来的影响，因此，绝对标准化的、量化的、机械化的统计数据是不可取的，不能成为正常与病态的判断标准。正是这种生命的规范性特征以及康吉莱姆“否定性的价值”层面的探讨，使福柯在社会、政治等领域开拓了另一种研究风格与路线，而这在福柯生命政治学理论中的体现即征服生命与生命抵抗策略：虽然权力装置渗透到了整个话语系统，但是生命依然具有创造力。
第二章 阿甘本生命政治学理论建构的生命概念及主权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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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Xavier Bichat, Physiological Researches on Life and Death,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Tobias Watkins, printed by Smith & Maxwell, Philadelphia, 1809, pp. 2-7.
② Georges Canguilhem, On the Normal and the Pathological, translated by Carolyn R. Fawcett, 1978, D. 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p. 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