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前政治行为的家庭(oikos)与城邦(polis)的有效区分。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的政治性的获得有如下演变过程，这也是城邦的实现过程：男女结合而繁衍出的自然生命建构的是社会基本形式—家庭(oikos，承担着维持生计之需)，这是人类第一个自然共同体，而后，为了更好地适应生活，诸多家庭组合而成村庄，最后形成社会最佳境界城邦。因此，家庭与城邦有着明显的差异性，简单的生命生物性事实也完全异质于生命政治性事实。但是，亚里士多德认为：“早期的社会组织形式是一个自然发生的过程，城邦也同样如此，因为城邦是它们最后的归宿。”②人为了生存，为了更加优良的生活，必须从家庭趋向于城邦，因为城邦彰显着正义、礼法，是至善的最高阶段。亚里士多德说道：“城邦不仅为生活而存在，实在应该为优良的生活而存在；假如它的目的只是为了生活(生存)，那么，奴隶也可能组成奴隶的城邦，野兽活着也可以有野兽的城邦，然而在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世界中，实际上并没有这类城邦，奴隶和野兽既不具备自由意志，也就不会组织那种旨在真正幸福的团体。”③阿伦特持有类似的观点：“它是优良的’在于它通过掌控纯粹的生命必然性，通过从劳动和工作中摆脱出来，以及通过克服所有生命动物对生存的内在欲求，而不再受制于生物性的生命过程。”①需要注意的是，起先，家庭与城邦有着明确的阈值，纯粹的自然生命与城邦的政治生命也有着严格的区分，但是，家庭领域会被逐渐纳入城邦领域，家庭的必然性会渐渐失去意义。这也就意味着纯粹的自然生命会被政治生命的优先性占领。
第二章 阿甘本生命政治学理论建构的生命概念及主权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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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全称公民”说，可参见亚里士多德对公民的界定。
② Aristoteles, Politics, translated by Benjiamin Jowett, Batoche Books, Kitchener, 1999, p. 5.
③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14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