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生命本身与优良生活的分隔。亚里士多德认为：“就我们各个个人说来以及就社会全体说来，主要的目的就在于谋取优良的生活，但人类仅仅为了求得生存，就已有合群而组成并维持政治团体的必要了；世间的苦难如果不太重，生存的实际也许早已包含了一些良好的因素。这是一个明显的现象，许多人忍受着无量忧虑，总不肯舍弃自己的生存，以此为证，可知人世虽单纯地为生存而生存，其中也未必完全没有幸福的日子和天然的乐趣。”②亚里士多德认为，优良生活是人的最终追求，而人类的合群是必然的，这是由于纯粹生命的生物性必要。这种纯粹生命的事实与其他生物共享，区别于城邦的优良生活即政治生活。城邦中生活的生命个体是一种特殊的生命形式，那种对纯粹生物性生命的维持被排除在城邦领域之外。也就是说，人的自然生命终究会被纳入城邦的政治生活之中，城邦的政治性注定要把自然生命转变成政治生命。经由中介与吸纳，赋予人政治性成为政治的目的之一。但是，亚里士多德并非完全否认城邦之外的生活，因为纯粹生命的存在也具有美好与乐趣。很显然，亚里士多德在这里看到了纯粹活着的生命本身与优良生活的区分。人不能仅仅停留在生物必要性的阶段，而要趋向于活得更好，生活得更幸福。这就必然需要追求优良的城邦生活，摆脱家庭中那种单纯活着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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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 Hannah Arendt, The Human Condi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p. 37.
②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133—13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