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甘本就是在这种情形下构建出bios-zoē概念之间的区分的。bios指向的是趋向公共生活的城邦(polis)领域，而polis为 policy提供了词根，因此，bios也就指向了政治机构。zoē指向的是私人领域的家庭(oikos)，而oikos有家庭与个人的意涵，且家务管理又涉及致富方法，因此成为经济(economy)的词根。从词义的概念起源来看，它们异于现代意义上的生物学(biology)与动物学(zoology)。总而言之，亚里士多德的这种区分成为阿甘本生命政治学理论建构的逻辑基点与预设前提。阿甘本希望通过bios-zoē概念区分，来审视它们在当代西方政治语境中的变化。阿甘本认为，古希腊时期zoē与bios之间清晰而又严格的区分会随着政治环境和社会的变迁发生改变。它们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越来越随意，以至于“生物性事实本身直接就是政治性的，而政治性事实本身直接就是生物性的”①。因此，bios-zoē之间的不可区分性、无差异性是第一个变化特征。阿甘本还注意到了第二个变化特征，即zo会在现代政治中变成类似于赤裸生命的东西，不再被排除在政治生活领域之外，而是会通过这种排除被政治重新捕获，从而被政治化。阿甘本遵循这一线索，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古代政体中，同样的赤裸生命在政治上是中性的，并作为受造的生命从属于上帝。而且在古典世界，它(至少表面上)作为zoē是明确区别于政治性的生命(bios)的，但现在却完全进入国家结构，甚而成为国家的合法性和主权的世俗基础。”①
第二章 阿甘本生命政治学理论建构的生命概念及主权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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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Giorgio Agamben, HomoSacer: The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 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