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oē与bios的关系及其自身，是阿甘本视域下生命政治关注的焦点之一，也是权力和统治作用的场址与核心。由此，福柯生命政治思想中“现代性门槛”的事件被取代了。“zoē进入城邦领域赤裸生命本身的政治化—构成了现代性的决定性事件，并标志着政治一哲学古典思想范畴的激进转变。”②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理论试图在福柯中止之处继续前进，这突出表现在对生命概念的分子化萃取。阿甘本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想之中寻找生命政治学理论的根基，发现生命政治学理论可能的起源，在这一点上，他与德里达观点一致。德里达也认为：“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存在今天所谓的动物政治’或生命政治’的思考……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亚里士多德已经预见了、思考了、理解了、分析了当今政治动物或生命政治的所有形象；如果这样想的话，肯定是荒谬的。但是就政治动物或生命政治的结构来说，它的确是由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它已经在那里了，辩论已经在那里展开了。”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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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 Giorgio Agamben, Homo Sacer: The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127.
② Ibid. , p. 4.
③ Jacques Derrida, The Beast and the Sovereign, Vol. I, trans. Geoffrey Bennington,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3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