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学者对阿甘本式的亚里士多德分析提出质疑。例如，詹姆斯·戈登·芬雷森(JamesGordon Finlayson)从四个方面提出相反的观点。第一，zoē与bios并不意味着阿甘本对它们的界定，因为一般的希腊语中并不存在他所宣称的那种差异。第二，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对其所谓的不同的“生命”“生命本身”或“纯粹生命”与优良生活的比照，并不等同于阿甘本的赤裸生命和政治之间的差异，也不能充分捕获希腊名词zoē与bios在意义上的差异。第三，亚里士多德并没有把人定义为政治动物，也没有清晰地把人的动物性与他的社会性或政治生活方式分离开来。第四，阿甘本所假设的围绕赤裸生命与政治之间的对立与排除类型，很可能并没有标示出古希腊的政治生活。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显然不能证明这就是事实。②芬雷森对阿甘本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尤其是面对某些学者引用阿甘本相关思想时的草率姿态，这种声音会提醒我们警惕阿甘本的思想陷阱。
第二章 阿甘本生命政治学理论建构的生命概念及主权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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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Laurent Dubreuil, "Leaving Politics: Bios, Zoē, Life", translated by Clarissa C. Eagle with the author, Diacritics, Volume 36, Number 2, Summer 2006, p. 88.
② James Gordon Finlayson, "Bare Life and Politics in Agamben's Reading of Aristotle", The Review of Politics, 2010, 72: 97-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