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bios-zoē概念的解释方式来看，阿甘本是根据古希腊人的语言习惯来确认bios-zoē概念的具体内容的。阿甘本并没有引用有说服力的文献资料加以佐证，而是根据自身的预设对bios-zoē概念进行界定，完全忽视了古希腊人特定的文化背景、传统风俗与语言符号系统。这在可靠性与可信度上是很容易受到质疑的，虽然阿甘本以古典哲学、古代语法方面的学识著称。在这点上，劳伦特·迪布勒伊(LaurentDubreuil)提出了批评意见，认为：“阿甘本文献学提出了学科规程，但最主要是为那些不具备验证手段的读者而设的更重要的是，所引文本以相当含糊其词的方式被评论，文本的选择也相当不适宜，语法规则也模糊难解。总而言之，阿甘本的文献学提前削弱了辩论的可能性。一切都变得无可争辩，人类科学的必要对话和相互矛盾的运动停止了。”①虽然阿甘本bios-zoē概念内容的确定以亚里士多德、阿伦特、福柯等人的文献与思想资料为基础，但是，注明引用出处或者提供其他权威性的讨论和文本证据是很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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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 Jacques Derrida, The Beast and the Sovereign, Vol. I, trans. Geoffrey Bennington,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326-327.
② Laurent Dubreuil, "Leaving Politics: Bios, Zoē, Life", translated by Clarissa C. Eagle with the author, Diacritics, Volume 36, Number 2, Summer 2006, p. 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