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甘本对bios-zoē概念在界定上与使用上的不严谨是不言自明的，他也顺理成章地把福柯那种具有浓烈历史性的生物性生命概念转变成了抽象的、非历史的zoē范畴。然而，他在这种二元区分的基础上建构自己的生命政治学理论的方法是可取的。他将希腊人的语言区分作为起点，虽然遗漏了对bios-zoē概念广泛内涵的历史说明，但不可否认的是，还是为zoē沦为赤裸生命找到了最初的理论根据与思想支撑。
(四)神圣人的隐喻及含混性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家庭与城邦、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家庭生活与政治生活有着明确的区分与界限，是彼此独立、截然不同的实体。然而，“因为现代的这种发展，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城邦领域与家庭领域，以及最后与公共世界有关的活动和那些与维持生命有关的活动之间的决定性区分，遇到了异乎寻常的困难……它们之间的分界线完全模糊了”①。阿甘本继续着阿伦特的探讨，在面对现代政治与民主制度时，认为古希腊政治中那种追求优良生活的政治活动转变为“从一开始就将自身表现为对生命(zoē)的辩护与解放”②。因此，阿甘本对bios-zoē概念的区分，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描述bios与zoē的现代转变：bios与zoē不仅逐渐成为“不可削减的无差异地带”①，而且会在不断分离之中生产出更多的zoē，即zoē成为两者相互剥离的产物。这也就意味着，为了萃取 zoē，原初的 bios式生命会不断被压缩和削减，bios 与 zoē的现代处境成为现代政治领域最主要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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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 Hannah Arendt, The Human Condi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p. 28.
② Giorgio Agamben, Homo Sacer: The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