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裸生命是bios-zoē结构模型通过两个阶段的完成而产生的。首先，使生命遭遇孤独的分离或剥离，致使bios与zoē成为独立的实体。其次，将zoē重新纳入bios领域之中，实现赤裸生命的生产。简单来说，赤裸生命并不指涉那种天真的、纯粹的生物学意义上的自然生命，而是这种自然生命在政治主权领域内被赋予独特的生存状态，但又与动物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尤其是共享那种不可表达性。这种不可表达性对于人的存在来说会产生致命的危害。一旦失去“语言”功能，人也将会失去存活于世的机会。例如，亚里士多德认为：“独有人类具备言语的机能。声音可以表白悲欢，一般动物都具有发声的机能，它们凭借这种机能可将各自的哀乐相互传达。至于一事物的是否有利或有害，以及事物的是否合乎正义或不正义，这就得凭借言语来为之说明。人类所不同于其他动物的特性就在于他对善恶和是否合乎正义及其他类似观念的辨认[这些都由言语为之相互传达]。”①人与动物的根本性区别在于，人可以拥有语言，并以此来传达善恶，判断正邪。
对于赤裸生命而言，虽然具备作为人的生理结构，但“他失去了其他人据以将他视为同类看待的身份”②。他始终沉默地、安静地、被动地面对这个嘈杂的世界，而这种失声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面临死亡的威胁。在阿甘本看来，语言与死亡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这种观点显然是对海德格尔语言思想的绝对化与激进化。“终有一死者是那些能够经验死亡本身的人。动物做不到这一点。而动物也不能说话。死亡与语言之间的本质关系闪现出来，但还是未经思索的。”①赤裸生命在西方政治历史之中传达出“无声”的存在信号，这就是赤裸生命走向死亡的标记。阿甘本以“狼人”的例子来揭示这种特殊的个体。狼人既不是人也不是动物，而是处于人与动物、自然与文化之间。用阿甘本的话来说，赤裸生命总是栖居在“门槛”中。赤裸生命的这种“门槛”身份很难在学理上进行明确的伦理性或政治性的划分，因为他被剥夺了生命形式。我们只能从否定性角度，从被动能力方面构成对他的认知。
第二章 阿甘本生命政治学理论建构的生命概念及主权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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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② 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66, p. 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