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权力关系策略的角度来看，福柯由以西方主权传统为根基的古希腊政治的“城邦一公民游戏”转向以西方牧领权力为基础的犹太一基督教“牧羊人一羊群游戏”。这两种权力关系“游戏”是福柯统治与治理技术的基石，也是主权权力模式与生命政治权力模式的雏形。福柯生命政治学理论以此为线索重新思考权力机制的演变过程与实质内涵，发现现代政治理论经历了从主权权力向生命权力发展的态势，考察了诸多非主权的权力模式。从整体上来看，福柯对主权问题兴趣不大，也从来没有对主权概念进行过具体的界定与定义。他对于主权概念的分析主要基于与其他权力概念的对比，如规训权力、生命权力、安全权力、治理术等。因此，福柯并没有专门探讨主权问题，而是在对权力与知识的分析过程中谈及了主权、王权、统治权、君主政体、国王的问题，这主要集中于他整个学术生涯的中期与晚期。
福柯在权力机制研究路线的选择上抛弃了始于欧洲中世纪统治权的法律一政治理论，因为统治权理论建构了三种循环：第一，“从主体到臣民”的循环，即自然赋予既定权力与能力的主体变成了政治主体；第二，“权力统一体和复杂多样的权力”的循环，从权力统一体(一般采用君主或国家的形象)中派生出权力不同的形式、面貌、机制和制度；第三，“合法性和法律”的循环，根据合法性建构主权权力与法律。①福柯显然批判这三种循环，因为他的政治理论旨趣在于关注统治问题而不是主权问题，这使得他从统治权理论的臣民、权力统一体和法律要素转向对权力中的主体建构，权力的多样性、丰富性，以及镇压、统治、奴役的研究。
146
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法]米歇尔·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31—3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