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的主权者既是立法者又是执行者，他想通过智慧的立法者来解决这种矛盾。这种立法者神话显然只是一种对主权表层现象的认识，对它的深刻认识则可参见阿甘本。阿甘本也发现了主权领域中的悖论现象，他受惠于这些契约理论家的最重要的一点，即对主权绝对权力的完美继承与激进发展，尤其是对霍布斯思想的继承。与福柯相异，阿甘本的政治旨趣在于将生命权力置于绝对的统治权的原始结构中，以此来分析现代政治事件与现象所隐秘的统治权事实。
单维度的古老的统治权不仅统摄一切，具有无限的权威，而且随时展示着凌驾在生与死之上的权力，这也就意味着统治者对民众的思想、意识、生命、财产等方面的完全掌控。专制与独裁猖獗横行，民众步履维艰，苦不堪言。更为残酷的是，即便忠诚地服从君主的统治，人们也会面临死亡的威胁，因为其生命和权利没有有效法则的保驾护航，君主使人死或使人活的权力贯穿其纯粹生命的始终。从根本上看，这种绝对的权威源于古罗马法律体系中的家长权(家父权)。家长权在家庭关系中至高无上，可以对家庭范围内的一切财产与所属成员行使管辖权与支配权。家长权意味着能够主宰家庭关系中的一切人和物，拥有生杀权、弃子权、出卖权、移交罪犯权。从本质上看，家长权其实就是对家庭成员的独裁统治。
阿甘本以这种传统主权的权力模式为根基，专注于挖掘传统司法政治制度中可供利用的因素，放弃了福柯那种单维度的强调优化、管理、培植个体或整体人口的生命权力概念，选择在统治权的主权暴力逻辑下说明主权权力和生命权力之间的关系，认为它们并没有按照福柯的解说来发展，而是紧密结合，逐渐变得不可再分，即与其说生命权力与主权权力相异，不如说它们在本质上有很大的相似性。这种主权权力逻辑又与古老的统治权拥有生杀予夺权的展现相区分。它不是用暴力、血腥的迫害与镇压来实现权力范式运作的部署的，而是通过在生命权力模式中植入主权权力因素来实现赤裸生命的不断生产。或者说，主权权力与生命权力在最初的起源中就有着不可磨灭的关联。因此，阿甘本主权理论首先表现为生命权力或者说生命政治与主权权力或统治权之间的紧密关系，而不是继续坚持合法性或法的构成等传统的追问方式，也不是在社会契约论中探寻主权在君还是在民的统治权问题。这也就提出了重新界定统治权的要求。
第二章 阿甘本生命政治学理论建构的生命概念及主权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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