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宏观角度来看，福柯把权力机制运作分成两大类型，即统治与治理。他据此思考当下资本主义政治的操作，认为两者之间虽然不是一种前后相继的关系，但至少存在一种转变、过渡，或者说两者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与界限。阿甘本则融合了统治与治理这两大权力机制，使其变成不可区分的“无差异门槛”地带。令人更加讶异的是，阿甘本认为这两大要素有其原始的结构渊源。也就是说，古老的统治权中的生杀大权，对民众生命与死亡的控制权，这种绝对暴力因子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并没有被安放在历史博物馆，相反，而是继续隐藏在权力机制之中，甚至会被重新激活，恢复主宰地位。简而言之，对于阿甘本来说，他并不是要在福柯研究的基础上单纯地继续福柯还没来得及讨论的问题，而是在全新的思想角度探究福柯隐藏的问题域，即统治权或统治问题并没有被治理取代，两者在相互渗透的前提下让个体或群体生命更加直接地、政治地、暴力地面对权力机制。因此，阿甘本意味深长地说道：“既不是简单的自然生命，也不是社会生活，而是赤裸生命或神圣生命的界槛，由于它总是在场，因而通常是主权运作的前提。”①
154
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