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即主权者的悖论身份可以被表达为合法的“非法”、“非法的”合法。
这就是阿甘本所热衷的主权悖论问题。
很显然，南希以被弃置的存在通过排除在法律之外而屈从于法律的方式描述被弃置之人，阿甘本则以主权悖论逻辑展现了主权者的境况，又描述了主权者与神圣人的隐秘关系，因为宣告谁是神圣人是主权者的基本权力之一。如果说禁止关系是主权逻辑运作过程中的一种原初性的政治关系的话，那么主权逻辑运作的纳入一排除机制以及例外状态则是一种建构性的政治关系。为了使人的生物性生命更深入地被纳入政治权力策略之中，它需要主权运作机制广泛、深入的合作与团结。
(二)纳入一排除机制
阿甘本使用了纳入一排除机制来描述通过弃置生命而将生命维持在禁止状态之中的状况。对于阿甘本而言，生命政治学理论最初就是以bios对zoē的纳入—排除为条件的。在古希腊城邦中，政治从一开始就将生命纳入其中，被排除在城邦之外的自然生命(zoē)虽然无法参与城邦政治生活(bios)，但却是城邦政治存在的前提条件。因而，从另一种立场来看，在形式上，它确实反映的是自然生命与政治存在的断裂与中止。事实上，自然生命以一种排除的形式被纳入政治存在之中。比如，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负责家务、生产、劳动、生殖等的妇女与奴隶被排除在男人参与的政治生活之外，但是，他们又是城邦政治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家庭与城邦、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并不是绝对不可相接的。因此，阿甘本说：“城邦中的生命(zoē)被纳入性地排除，似乎在政治中，生命自身必须转变成优良的生活。在政治中，必须被政治化的东西永远是赤裸生命。在西方政治中，赤裸生命有着特殊存在的特权，即通过排除赤裸生命而建立人之城邦。”①
162
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