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纳入一排除机制也体现在埃斯波西托免疫范式的双重功效之中。免疫的实施包含相互对立的元素,它既可以产生保护生命的效果,也能导致生命的毁灭。在生物医学话语中,免疫范式的运作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生命个体的命运,而这同样可以拓展至政治法律领域。就免疫对生命的否定逻辑而言,“这种否定不是采取暴力征服的形式,即权力从外部凌驾于生命之上,而是一种内在的二律背反模式,即生命通过权力保存自身。由此我们可以说,免疫是生命保护的一种否定形式。它挽救、保证并保持有机体,无论是个体的还是集体的。但是,它又不是直接的、迅速的”①。也就是说,生命的保护与否定内存于免疫机制之中,并不是相互分离的模式。这类似于现代社会为生命机体植入的各种抵抗疾病、病毒、细菌的疫苗。当人们积极接种之时,目的是保护生命有机体,可是在接种过程之中,我们也植入了一定剂量的被生命否定的元素。这种否定生命的元素经过加工处理,致命性水平处于可控范围之内,能刺激生命个体产生抵抗病毒的抗体,提高免疫能力,最终实现对生命个体的保护。我们不难发现,免疫不是通过直接迅速的手段消除病魔的,而是采取一种迂回战术:不是与病毒进行正面对抗,而是使其慢慢成为生命的一部分,逐渐发挥作用。“这种辩证形象是一种排除性的纳入或者一种通过纳入的排除。身体要战胜一种有毒的东西,不是通过把它驱逐出有机体,而是以某种方法使它构成身体的一部分。”①排除性的纳入机制是免疫范式尤为重要的运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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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 Roberto Esposito, Bios: Biopolitics and Philosophy, Minneapolis: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8, p.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