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斯波西托这种免疫范式的纳入一排除机制受惠于德里达的自我免疫机制，尤其是“9·11”事件之后，他以此对现代政治进行反思。例如，美国在全世界宣称竭力反对“恐怖主义”，要不惜一切代价摧毁恐怖组织，但自身却又是事实上的“流氓”国家，因为其政权内部培养了很多威胁世界和平与稳定的恐怖主义因素。这使得自由主义与极权主义变得难以区分。由此来看，这种纳入一排除机制成为一种分析政治形式与社会现实的理论工具。如果说埃斯波西托与德里达侧重于将纳入—排除机制单纯地视为一种西方政治权力渗透的方式，而这种机制随即成为他们批判西方政治历史的工具的话，阿甘本则更进一步地描绘了西方政治的隐匿事实，即这种纳入一排除机制不仅是一种分析工具与权力统治的表现，还揭露了纳入一排除机制最隐秘的悖论主权者与神圣人彼此之间相对于法律的悖论关系。这类似于最强大的统治者与最弱小的绝望者的身份。“在秩序的两个极端界限，主权者和神圣人代表了两个对称形象，拥有着相同的结构并且相互关联：主权者是这样一个人，对他而言，所有人都是潜在的神圣人；而对于神圣人来说，所有人都以主权者的方式行动。通过把自己同时排除在人法和神法之外，同时排除在约法与自然之外，主权者和神圣人在这个行动中合为一体。”①
第二章 阿甘本生命政治学理论建构的生命概念及主权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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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Roberto Esposito, Immunitas, the Protection and Negation of Life, translated by Zakiya Hanafi,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1, p.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