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甘本对例外状态范畴进行了重新界定，认为它起源于对“法的悬置”，而不是起源于罗马独裁统治。它根植于法国大革命的民主革命传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占据统治地位。从20世纪中期开始，例外状态成为治理的典范形式。在阿甘本那里，例外状态不仅是一种司法机制(例外状态不是一种法律状态，而是一种无法空间)，也是主权捕获生命的最初手段，从而界定了主权结构。构建例外状态成为主权逻辑运作的机制之一。
阿甘本例外状态理论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成为西方政治的治理范式(福柯从权力技术类型的转变角度跳跃到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的治理术，阿甘本从主权逻辑转换到例外状态的治理范式）。阿甘本认为，这种治理范式会造成法与无法、法与生命关系的无可区分；对法进行永久性悬置；例外状态变成规则，规则变成例外状态，规则的设置与应用变得不可区分，等等，而最终的结果就是带来一场摧毁法律秩序与规则的灾难。阿甘本例外状态理论的“根本任务不只是厘清它是否具有法的本质，而是界定它与法之关系的意义、场所和样态”①。对此，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阿甘本例外状态理论的典型特征。
第二章 阿甘本生命政治学理论建构的生命概念及主权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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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意]吉奥乔·阿甘本：《例外状态》，薛熙平译，81页，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