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致了无法空间的产生。
本雅明与施米特都承认这个无法空间的存在，前者认为我们必须毫不犹豫地摆脱无法空间的约束，后者则试图与无法空间保持关系；前者表达了主权者的犹豫不决，认为巴洛克式的君主在例外状态中很难做出正确决策，“虽然他如此高高凌驾于臣民与国家之上，他的地位却被包含在创造世界之中。他是造物的主人，但他仍然是造物”①，后者则把主权者视为世俗化的上帝，一种超越性存在。阿甘本更倾向于在施米特主权理论的基础上揭露主权逻辑的原始活动，指向赤裸生命的生产，表达资本主义社会主权逻辑的运作趋向。
第三，例外是一种排除形式。例外的产生并不会导致当前政治制度与秩序的混乱，也不会造成民众精神或生活上的惶恐不安、不知所措。相反，在紧急状态中或戒严令被宣告时，这种例外状态只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当前的政治秩序，保障国家主权的正常运转与民众生活的有序进行。但是，例外状态确实是以排除当前法律秩序为前提的。施米特确信：“例外比常规案例更有趣。常规不能证明什么，例外则证明一切。例外不仅确认常规，而且证实它本身的存在，这种存在只会源于例外。”②相较于本雅明承认常规的优越性，施米特更倾向于例外的优先性。施米特无法接受例外状态与常规的混合，认为当例外变成常规时，就无法再发挥作用。而且，“常规代表的是一种普通的法律规定，它永远无法包含一种完全的例外”①。
172
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德]瓦尔特·本雅明：《德意志悲苦剧的起源》，李双志、苏伟译，109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②Carl Schmitt, Political Theology: Four Chapters on the Concept of Sovereignty, translated by George Schwab,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England: th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1985, p. 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