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正如罗斯所言：“不是提倡一种新的生命哲学，而是探讨在生命本身的政治的参与者中，他们拥护的思考与行动方式所体现的生命哲学。”①阿甘本的思考与行动体现出对主权权力、赤裸生命、例外状态等范畴的建构。为了更加清晰地理解阿甘本把生命权力视为原始的主权权力结构，我们需要在更广阔的哲学理论视野下展现权力逻辑的布展，从而批判性地审视阿甘本生命政治权力结构的合法性问题。
一、生命政治权力结构根本性特征的双重维度
生命政治权力结构要面对的根本性问题是权力与生命或政治与生命的关系。与其说它们的关系是权力或政治对生命的压抑或权力外在于生命，不如说两者相互渗透，不再局限于某种单维度的关系中。在权力理论讨论中，有两种典型的权力分析方案，即司法一制度权力模式与生命政治权力模式。它们在阿甘本那里有着隐秘的统一性。阿甘本并不像福柯那样，认为两者相互分离，而是倾向于以司法一制度权力模式为基础描述生命政治权力模式，这也区别于其他研究生命政治学理论的学者。之所以会造成对福柯开创的生命政治学理论的不同理解，产生死亡政治学或肯定性生命政治这两种趋向，除了福柯在阐述其生命政治学理论过程中所展现的模糊性与含混性之外，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对司法一制度权力模式与生命政治权力模式两者关系的不同理解，而这又根植于对权力关系或权力性质的不同看法，即权力在面对生命的过程中展现的二元性(权力的消极技术与积极技术，兼具压抑功能与生产功能)，这对生命政治学理论家的研究指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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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 Nikolas Rose, The Politics of Life Itself : Biomedicine, Power and Subjectivit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