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权权力展现的是使人死或使人活的权力，体现在主权者与臣民的关系结构之中。在那里，主权者以绝对至高无上的权力矗立在权力巅峰，而作为臣民的个体永久性地处于生死之间，处于主权者意志偏好之中。因而，个体以“死亡状态”面对着自身的生命，其存在演变为毫无生气与活力的“数字”。比如，封建专制制度下的君主对权力的运用是无限制的、无条件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司法机构的发展来确保自身权力应用的合法性，以一种完全充分的“征服性”姿态来维持统治。
规训权力被广泛地运用于资产阶级统治早期，鲜明地体现在军队与学校的纪律规定中。相较于主权权力，这里暗含着主权法律向规范的转变。这种权力机制力求全面控制社会中的人与物，甚至最细微的元素，表现为一种个体化的权力技术，将个体置于无限的监控之下，对个体的行为、举动、姿态、能力、气质、表现等进行严格的规定与矫正，力求通过科学数据的计算与传统经验规则的制定，将其置于有用且有效的适当位置上。因此，这种权力技术渗透着一种“权力政治经济学”，追求效率与效益，试图最大限度降低成本，从而实现对个体身体的全面掌控。很显然，此时的资产阶级统治不再将个体生命置于死亡的界限之中，而是让其变成最有用的工具，以便创造更多的经济价值或社会价值。与那种过度苛捐杂税、抢夺物品、获取暴利的权力相反，这种权力模式表面上更具“人道主义”精神，因而是一种不完全充分的“征服性”权力类型，抑或“规范化”权力模式。它“不是镇压的而是生产性的…进行制造的机制，进行创造的机制，进行生产的机制…不是属于上层建筑的权力，而是纳入力量的游戏、分配、动力学、战略和效力的权力……不是保守的权力，而是创造性的权力，这种权力自身就持有变化和革新的原则”①。
第三章 阿甘本生命政治权力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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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美]L.德赖弗斯、保罗·拉比诺：《超越结构主义与解释学》，张建超、张静译，276页，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