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自我技术之下，生命不再局限于“不正常人”或“边缘群体”与他者的二元区分，也不再将自身约束在政治权力技术与策略中，而是过渡到对自我的研究上。在这个创造主体性历史过程的研究中，生命问题演变为一种探讨自我、他者、世界关系的问题，一种追求生存美学的bios问题，从而使自我实现真正的自由。这种对欲望、快乐、幸福、美的追求，是对一种高尚的精神思想境界、生活气质、生活态度与方式的追求。这是要把生活变成艺术品，而不是被肤浅的、低俗的、短暂的享乐主义吞噬。因此，福柯对自我技术中的生命问题的探讨，更倾向于一种“生活技艺”、生活智慧的追求。福柯虽然对古希腊罗马时期、基督教时期等关注自我的方式进行了详细讨论，但是并没有为现代生活中的自我技术的具体实践与操作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只是为关怀自我与他人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对于真正的自由与幸福的实现，福柯并没有被他的权力网络关系打倒，虽然权力在社会中无处不在，但福柯并没有对自我生活失去信心，并且最终回归到自我寻求突破现实的可能性。
福柯的这种研究态度、理论旨趣、研究取向，极大地刺激了奈格里、哈特、埃斯波西托、阿甘本等学者，成为引导他们构建自身理论路径的根本前提。最重要的就是生命权力类型的二元性。这种生命权力类型在生物学标准参照下提高生命、保障生命的目标，也会带来毁灭性的结果，因为它会造成生命价值的区分。生命权力创造并主导了生命之间的差异与划分，在生物学、优生学等逻辑牵引下，造成某些生命的存在以某些不值得存在的生命的死亡为前提。这就是生命权力模式将会带来的灾难性逻辑。因此，在福柯看来，生命权力模型演变出相互对立而又相互融合的权力效应：生命本身蕴含的力量(Power of Life)与全面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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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