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阿甘本整个文本来看，如果说他距实现“完成”福柯生命政治学理论的目标尚存一段距离的话，那么，他对福柯“发展性”的“完成”是可观的。阿甘本追求原创性、追求对不可言说之物的解蔽在当代西方激进左翼政治哲学思想界可谓熠熠生辉、灿烂夺目。就核心主题的比较而言，阿甘本生命政治学理论在权力与生命主题上与福柯的理论截然不同，呈现出异于福柯生命政治学理论的道路探索，抑或是对福柯生命政治学理论彻底的激进化、极端化。
我们试图从权力与生命这两个主题出发，阐发阿甘本在这两个方面与福柯的异同。这并不是说，在生命政治学理论中，权力与生命是彼此分离、孤立的实体，相反，它们之间存在力量关系的决斗。至于全面统摄生命的权力与生命本身蕴含的力量的关系，正如基西克所言：“我们所谓的全面统摄生命的权力真的只是生命力量的伪装，生命的力量真的只是生命之间的力量关系。严格来说，单个个体的生命本质上既不屈从于权力也不占有权力。”②虽然阿甘本在权力与生命问题上果断地选择了权力对生命的无情压榨与剥削，但是，他也试图激发生命形式的力量，这是他逃离死亡政治学的希望之所在。
从权力角度来看，福柯试图做如下展现。首先，西方现代政治社会中并不存在类似于封建社会中的集中在国王或君主身上的权力，即有且只有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力意志，而是存在诸多统治、支配与征服形式的权力类型，如学校、工厂、军队、医院、孤儿院、精神病院、监狱中具有特殊性又相对自主的权力模式。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正是由这些区域性的、异质的、不同的权力模式构成的，由此形成了一种“权力群岛”，即权力以复数的形式存在，不存在某种单一的、稳定的权力形式。其次，相较于宏观的、大型的国家机构，这些区域性的或局部性的微小型权力形式体现的是一种微观权力物理学，它不应该被理解为原初性、核心性的权力类型的结果或衍生物。这种特殊性的、区域性的权力形式先于国家产生，而不是相反，它们在社会中以一种并置、协作的关系运作。再次，这些区域性的、具体性的权力类型绝不是以禁止、阻止、法律或者说“你必须不这样”的方式发挥作用的，相反，它们最初的、最基本的、永久性的作用是以一种生产者的身份出现，即能力、效率或物品的生产者。比如，马克思对军队和工厂中的纪律的宏观分析显示，它们力求确保每个个体的角色与功能，以便获得更好的效率和生产力。最后，这些具体性的、区域性的权力形式，从本质上看是一种权力技术，是不断发展、完善、创造的权力技术，是有自身特性与历史的权力技术。①
第三章 阿甘本生命政治权力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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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Giorgio Agamben, The Signature of All Things : On Method, translated by Luca D'lsanlo with Kevin Attell, New York: Zone Books, 2009, p. 8.
② David Kishik, The Power of Life: Agamben and the Coming Politics(To Imagine a Form of Life,),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