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并不认为种族主义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它只是当前权力形式的集中表现。他的政治意图并不在于借用种族主义的极端事件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秩序进行激烈的抨击与批判，他更倾向于对权力关系进行具体细致的分析与研究，从而展现这种权力关系所隐藏的积极性与否定性，以及那些“不在场”的否定性。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福柯在描述生命政治学理论的过程中，只是单纯地讲述了生命政治学理论的不同走向，他对纳粹主义等的解释，更大程度上是为了揭示生命权力机制在不同历史语境与背景中的转变。他的重点不在于强调用生命权力的关系模型界定极权主义的性质，而在于揭露生命权力功能与结构的可变性，在于突出生命政治种族主义的权力技术问题。或者说，福柯对极权主义的分析只是权力机制运作分析阶段的小插曲，只是现代生命政治发展的一种极端后果。然而，在大批生命政治学理论家那里，这成为诠释生命政治学理论或政治研究的核心问题。
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理论把对种族主义，尤其是纳粹政权的国家种族主义的分析推向了巅峰。阿甘本不是把纳粹主义视为一种历史现象，而是看作一种政治哲学问题。在方法论上，他把纳粹主义这种历史实例视为一种范式，力图延伸整体的可理解性以及建构新的问题式语境。正是在“发展性”原则的指导下，阿甘本追寻福柯的文本，探索进一步思考的可能性。他认为，完全没有必要重复福柯的生命政治学理论已完成的研究，自然也不必重复福柯对纳粹主义的分析。与福柯把纳粹主义视为生命政治极端发展的结果不同，阿甘本认为纳粹主义的死亡政治学是现代西方社会的核心命题，并试图将纳粹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推广至整个社会，认为它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生命政治的范式，甚至是未来社会发展的形态，以此警告大家警惕生命政治灾难。阿甘本对福柯生命政治学理论与纳粹主义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主要表现如下。
第三章 阿甘本生命政治权力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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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米歇尔·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19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