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从整体上看，在阿甘本那里，以强化生命为前提的生命政治与以消灭其他种族为目的的死亡政治学合二为一，生命权力也与拥有生杀大权的主权权力相互兼容。用阿甘本的话说，即两种相互区别的范畴开始进入“无差异领域”，变得不可区分。纳粹主义政体的独裁与专制，正是“使人活”的生命权力的绝对化与“使人死”的主权权力的普遍化的体现，生命政治即死亡政治学。阿甘本不再坚持福柯分析生命政治时的双重立场，也不再把死亡政治学局限于极权主义政体或意识形态中，而是以此看待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认为资产阶级民主社会践行的就是蓄谋已久的死亡政治学。实质上，这是阿甘本对福柯生命政治学理论与种族主义的普遍化与彻底化。
其次，福柯的权力研究考察的核心问题是权力关系、权力技术或机制如何运作的问题。面对生命政治如何走向死亡政治学的问题，福柯将“使人活”的生命权力与种族主义这一特定历史现象相结合，论述了施加在生命个体身上的死亡权力。阿甘本则看到了福柯“使人活”的生命权力给生物性生命造成的分裂与停顿，进一步扩大了这种分裂与停顿。这不再是简单的种族性质与能力的优劣区分，而是人与动物、人与非人之间的区分。阿甘本“种族主义的生命政治，可以说超越了种族，跨入了一道不再有可能确立停顿的门槛。在那里，人民和人口之间的连字符被打断了，我们则见证了某种绝对的生命政治实体的出现。对于这个生命政治实体，我们既不能给它指派任何特殊的承载者或主体，也不能用另一种停顿来划分”①。而且，这不再只是生命权力本身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发生的变化，而是在主权者、主权者权力泛化与滥用的前提下，不断制造常规性的例外状态，不断使生命还原为赤裸生命。这不仅使生物性生命成为问题，也使政治性生命成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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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