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如果说福柯在处理生命政治与纳粹主义问题时强调主权权力与生命权力相互融合、相互转化，并仍以两者的差异性为前提的话，那么，阿甘本则是在探索主权权力的生杀权力与生命权力的同源性、同构性，以及生命个体的“生存”是如何“成问题”的。“使人活”转变为“使人生存”。“使人生存”成为继古老的领土国家主权的“使人死、使人活”的主权权力与“使人活、使人死”的关怀生命的生命权力之后的第三种权力行使方式。在“使人生存”的权力运作过程中，所有生命个体的生命都处于一种生死的门槛边界，而这又是可移动的、可变换的、灵活的门槛边界。这就意味着生命个体的生命不再是固定的，而是易变的。这种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加剧了生命的死亡危险。总而言之，“不再是生命或死亡的生产，而是不定的，事实上无限的生存的生产…这是动物生命与有机体生命、人与非人、有意识的生命与植物性的生命所保持的功能相互分隔的问题，直到通过复兴技术抵达这个门槛地带。从本质上看，这是一种可移动的门槛，类似于地缘政治学的边界，会根据科学与政治技术的进步而移动。生命权力最高的野心就是在人类身体中生产活着的存在与言说的存在、生命(zoē)与生活(bios)、非人与幸存的人的绝对分离”①。
第三章 阿甘本生命政治权力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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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Giorgio Agamben, Remnants of Auschwitz: The Witness and the Archive, New York: Zone Books, 1999, p. 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