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主权、法律与医学进入“无差异门槛”地带。纳粹德国在种族政策中除了疯狂屠杀其他种族来确保日耳曼种族的所谓纯洁性之外，还在所谓医学领域制定和实行了关于人口和种族的法案。在纳粹政权中，医生不再秉持救死扶伤的希波克拉底誓言，而是不遗余力地协助纳粹分子推行种族卫生政策。例如，盲目崇拜及大力推行优生学，制造众多惨绝人寰的灾难：在活人身上进行人体实验、细菌试验；对犹太人、吉卜赛人和斯拉夫人，即他们所谓的劣等种族实行“最后解决”；不断缩小还具有劳动能力的战俘的生存空间……虽然各种纳粹措施的执行引发了大量死亡，但是，纳粹医生并不觉得他们有罪，他们的思想理念就是认为这些人不值得存活下来，消灭他们跟清除病毒、细菌别无二致。
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纳粹政权颁布了《绝育法》。这意味着“过去，仅在某些情形下主权才能从生命形式中强行提取赤裸生命，而现今，对赤裸生命的同一种提取通过伪装为科学的各类有关身体、疾病和健康的表述，通过一劳永逸地将生命领域与个人想象结合在一起的医学化’而日常地大规模地进行着”②。《绝育法》这种建立在种族优生学基础上的政策，披着科学的外衣在纳粹德国广泛传播，有几十万人口被强制性绝育。绝育绝不仅仅针对患有遗传性疾病、精神性疾病、天生生理病变的人，还涉及众多无辜的个体，如穷人。
第三章 阿甘本生命政治权力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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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Judith Butler, Precarious Life: The Powers of Mourning and Violence, New York: Verso, 2004, p. 100.
② Giorgio Agamben, Means Without End, Notes on Politics, translated by Vincenzo Binetti and Cesare Casarino, Minneapolis: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0, p.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