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些所谓种族健康措施实施的过程中，纳粹医生具有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力，掌握着判断集中营囚员生死的绝对的政治标准。在这里，法官和医生共同享有司法审判权，共同拥有至高的决断权，裁决着众多生命个体的命运。他们成为主权权力运作的实际操纵者。“国家社会主义的第三帝国标志着医学和政治的整合这是现代生命政治的基本特征之一—开始呈现出最终的形式。这意味着对纯粹生命的最高决定开始脱离严格的政治动机和领域而被转移到更为模糊的地带，在这里，医生和君主似乎互换了角色。”①医学和政治、权力彼此交融，变得难以区分。政治权力的强力渗透使医学逐渐屈服，这种无限的权力想要在医学领域蔓延，并最终取得最高的统治权不是以专制、独裁的形式来实现，而是以合科学、合法的态势昭告天下。
更为恐怖的是，权力的隐形渗透绝不仅仅停留在某个单一的领域，它的扩张无界限，无限制，不可估约。最终，“最高统治者不仅与法官，而且也与医生、科学家、专家以及牧师结成一种更为紧密的共生关系”②。这将不可避免地产生比极权主义政权，比集中营更暴力、更罪恶、更残忍的权力本质。这种权力本质不再纯粹地表现为暴力压制的特征，而是更具迷惑性、蛊惑性。它可以产生一种“医学—科学的意识形态功能(通常是无形的，但又是决定性的)”，更重要的是，“为了政治控制，这种伪科学概念正在被越来越多地使用”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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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 Giorgio Agamben, Homo Sacer: The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 translated by Daniel Heller-Roazen,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143.
② Ibid. , p. 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