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纳粹政权的权力统治与生命压抑，埃斯波西托也有过出色的论述，不过，他给出了不同的解释。与阿甘本努力探寻个体生命如何变成赤裸生命相反，埃斯波西托诉诸免疫范式的预设性逻辑，而不是拥有生杀权力的主权逻辑，认为正是这种逻辑结构本质决定了纳粹分子要不惜一切代价制造大规模的死亡。纳粹政权认为，只有彻底消灭一切对立因素，才能维护自身共同体的安全与健康。对于纳粹分子这种极端的预防性保护需求，埃斯波西托以免疫医学与政治的相互融合来加以分析。埃斯波西托将这种极端的对自我生命的免疫保护归纳为三种免疫装置(生命的绝对规范化、身体的双重封锁、对出生的预先压制)的运作，也正是这三种免疫装置建构了生命政治转向死亡政治学的策略。在这里，埃斯波西托认为，出现的不是阿甘本意义上的主权者对生命的无情剥夺，或者个体的政治性生命完全丧失公民权利和政治身份而沦为赤裸生命，而是整个生命，甚至是还来不及形成的生命的彻底沦丧。主权者为了保持所谓的种族的纯洁性和旺盛的生命力，要从源头上根除生命。以死亡、灭绝为基础的纳粹生命政治以及免疫范式统领的生命保护和裤夺的悖论逻辑，使生命政治转变成一种死亡政治学。
埃斯波西托承认生命政治死亡政治学的属性，承认生命政治内含的全面掌控生命的权力以及生命本身蕴含的力量，即生命政治的矛盾困境。然而，他的政治旨趣不是以免疫范式重新阐述生命政治的悖论，而是努力走出免疫政治勾勒的死亡政治学框架。因此，埃斯波西托虽然也强调纳粹权力的至高性，但是，他更倾向于诉诸一种解放的政治哲学，一种有关生命的政治哲学，即力图打开一种反免疫政治的空间，而不是专注于生命权力或主权权力与纳粹主义死亡政治学的合谋。
第三章 阿甘本生命政治权力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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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Giorgio Agamben, Means Without End, Notes on Politics, translated by Vincenzo Binetti and Cesare Casarino, Minneapolis: the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0, p.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