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免疫政治的空间开启，首先依赖于对纳粹主义三种免疫装置的解构，即对生命、身体与出生的死亡政治规则的颠覆。埃斯波西托通过采纳梅洛-庞蒂的肉体概念(身体的双重封锁)，借鉴西蒙东的出生范畴(对出生的预先压制)，重新思考规范与生命的关系(生命的绝对规范化)，对应性地展现了颠覆纳粹主义三种免疫装置的方式。在他看来，这就是逃离死亡政治学的有效方式。埃斯波西托对免疫逻辑的双重性深信不疑，坚信死亡政治学中潜存着解放的肯定性生命政治，自身免疫性逻辑的爆发会为这种解放政治的到来提供最好的动力，从而完全消解否定性逻辑，带来“纯人”的生命曙光。正如希特勒最后不是以投降的方式，而是选择通过自杀终结自己的生命一样，这种死亡不仅是他者的死亡，同时也是自我的死亡，因为“当免疫系统如此强烈，以至于会调转枪口袭击自身，袭击它应该保护的机制时，它就会毁掉这种机制”①，一种新的政治就会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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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 Roberto Esposito, Terms of the Political, Community, Immunity, Biopolitics, translated by Rhiannon Noel Welch,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