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现代生命政治实践的空间架构
生命政治学理论遵循的基本事实是，在西方现代社会，作为物种存在的人类抑或是生物性生命已然变成政治技术与策略的对象。基于此种共识，生命政治学理论家对生命如何以及为什么会成为政治权力技术与形式的对象，生命凭借何种手段与方式逃离政治权力技术的追捕以及诉诸何种政治空间与领域，生命个体如何存在于治理空间、如何面对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等问题，展开了富于多样性与差异性的论述。这些也成为当前讨论生命政治与生命权力理论的热点主题。
福柯引领的生命政治学理论在权力技术与关系形式运作的问题上已经被广泛讨论，除此之外，生命政治实践应用的领域与场所也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域。当面临生命政治领域中的空间架构问题时，有三种典型的生命政治实践场所。其一，以福柯为代表的对规训机构(工厂、学校、军队、医院、监狱等)与制度关系的论述，在“排斥麻风病”模式向“容纳鼠疫”模式区域分隔与权力技术转变的基础上，着重于对个体身体的行为、举动、姿态等微观层面的分析。这是前生命政治实践的关键场所，随后会转向对城市规划、组织与管理的生命政治权力空间的部署。其二，以奈格里与哈特为代表的对大都市的生命政治城市的论述。这既不是对都市地理学中的人口与城市环境的集中探讨，也不是对各大经济区域的基础设施、资本投资、能源网络等城市问题的密切关注，很显然，也不能简单地将其纳入传统的空间理论或城市理论。在奈格里与哈特看来，大都市是类似于工业时代工厂角色的社会政治变动的场址，是创造“共同性”的空间，是生命政治生产的典型场所。其三，以阿甘本为代表的对集中营的政治组织结构与性质的论述。这是阿甘本在死亡政治学的框架下对西方现代政治的诊断与界定，以探寻区别于工厂、监狱的集中营何以成为现代西方政治的范式，以及生命个体在此种空间架构的挟持下将走向何处。
第三章 阿甘本生命政治权力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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