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种典型的生命政治实践应用场所是生命政治学理论在实践层面的物理空间的架构。它们既是重新思考生命与政治、权力、技术、资本等问题的基础领域，也是剖析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社会文化生活、社会生态环境与生命政治空间形式关系的经典案例。只有将生命政治置于更广阔的理论与实践视野，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生命政治学理论的发展方向与潜在的生命力。
(一)“监禁”场所向城市规划的转变
福柯虽然论述了生命政治学理论中的种族斗争话语、种族主义、国家种族主义、种族战争的主题，但是，他并没有把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或极权主义视为现代生命政治的典型场所，更没有在生命政治视野中探讨有关奥斯维辛集中营的问题。福柯更倾向于从权力关系角度把握法西斯主义等，并将其政体形式视为“权力病理形式”，因为“尽管它们具有历史独特性，但却并不是原创性的。它们使用并延伸了在大多数社会中已经存在的机制”①。从这个角度来看，福柯很明确自身研究种族主义或国家种族主义话语的政治意图并不在于从生命政治学理论角度出发看待生命政治发展的极端后果，而是坚持一直以来对权力关系与技术问题的研究，因而又回到了对权力关系理论的思考中。阿甘本则认为把生命政治与极权主义联系起来是“合理的期待”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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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 Michel Foucault, Power: Essential Works of Michel Foucault 1954-1985, edited by James D. Faubion, translated by Robert Hurley and Others,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0, p. 3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