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福柯认为哪种生命政治制度或实践才是可靠的，站得住脚的呢？如果不是以集中营为核心，他又是从何种角度来审查现代生命政治运用的典型场所的呢？这些疑问可被归纳为福柯如何思考空间问题。根据勒薇尔的简述，她认为福柯关于空间问题的讨论主要可划分为三大类型：第一类，对关押的思考，如对疯人院、医院、监狱进行分析，同时发展了对知识空间组织的思考；第二类，违反和反抗的空间；第三类，对城市空间及其组织，对移民现象或殖民进行探索。也就是说，福柯试图进一步从政治和社会学角度把人的移动问题和生产主题(或者生产的榨取)，以及人口管理的主题联系起来。①纵观福柯的学术生涯，空间问题确实不是他的核心研究范畴，他只在少数场合论述了空间问题(但是他承认自己一直以来都在关注空间)。在这里，我们关注的也不是福柯纯粹的空间理论，而是福柯在论述生命政治场所过程中的空间架构问题，即生命政治的政治空间问题。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从“排斥麻风病”模式向“容纳鼠疫”模式转变的权力技术与区域分隔结构来看，这个阶段主要强调权力空间与城市成为监禁“不正常人”的场所，这是生命政治实践布展的前期铺垫。中世纪流行一种传染病，即麻风病。麻风病人不但得不到亲人、朋友、邻人的帮助与照顾，而且还面临法律的驱逐，不能居住在城内，片刻的停留也是不允许的。他们遭遇到无情的驱逐、拒绝，完全被排除在政治共同体之外。由此可见，麻风病人身上体现出一种“排斥的行为、抛弃的行为、边缘化’的行为”①，人们试图以驱逐、排斥、彻底否定病原体的方式达到净化共同体的目的。中世纪结束之后，这种慢性传染性疾病逐渐在西方世界消失。“麻风病消失了，麻风病人也几乎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但是这些结构却保留了下来。两三个世纪之后，往往在同样的地方，人们将会使用惊人相似的排斥方法。贫苦流民、罪犯和精神错乱者’将接替麻风病人的角色。”②这种“排斥麻风病”模式也被广泛应用于政治领域。18世纪，“排斥麻风病”模式开始被“容纳鼠疫”模式取代。鼠疫是一种烈性传染病，然而鼠疫病人不再遭遇共同体的驱逐与排斥，相反，他们可以生活在城市之中，但面临着隔离与分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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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法]朱迪特·勒薇尔：《福柯思想辞典》，潘培庆译，49—50页，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