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在这两种模式的转变过程中看到了两者的实质性差异。从权力机制角度来看，“排斥麻风病”模式展现的是一种排除机制，虽然随后也相应地建立了麻风病医院、救济机构。再从城市组织角度来看，城市以彻底清除、混乱划分、制造边缘化、切断类别联系的方式来维持共同体。“容纳鼠疫”模式展现的是权力的容纳机制。城市进入检疫隔离状态，产生了诸多不同的封闭的分区空间，整体类别面临着持续、细微的登记、监视与观察。福柯将这种变化归因为“权力的积极技术的发明”。“对麻风病的反应是消极的；这是一种拒绝、排斥等的反应。对鼠疫的反应是一种积极的反应：这是一种容纳、观察的反应，从观察和知识的积累出发的形成知识和增加权力效果的反应。我们从一种驱逐、排斥、放逐、使边缘化和镇压的权力技术，过渡到一种总之是积极的权力，一种进行制造的权力，一种进行观察的权力，一种获取知识的权力和从其自身的效果出发自我增殖的权力。”①在这个转变过程中，除了看到权力技术从消极走向积极之外，我们还应当关注城市功能的变化：从彻底排斥走向了依据标准与规范制造健康的个体。②此后，不但这种积极的权力技术被广泛运用，这种封闭性、区域性、分隔性、界限性的监视场所也被普遍建造起来。
第三章 阿甘本生命政治权力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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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米歇尔·福柯：《不正常的人》，钱翰译，3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②法]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修订译本)》，刘北成、杨远婴译，9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