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个意义上看，在福柯那里，城市首先表现为一种“监禁”某种人群的场所，一种特殊的“禁闭”区域。在特殊的城市内部中，福柯虽然没有详细地论述集中营问题，也没有把集中营视为现代生命政治的范式，但是，他对军营的时空部署应该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阿甘本关于集中营的构想。“军营几乎可以随心所欲地建造和改造的临时性人造城市”，“军营是一个借助把一切变得明显可见来行使权力的范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种军营模式至少是它的基本原则—层级监视的空间筑巢’体现在城市发展中，体现在工人阶级居住区、医院、收容所、监狱和学校的建设中。这是一种嵌入’原则。军营是十分可耻的监视技巧的一种运用，正如暗室是伟大的光学的一种运用。由此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一个建筑物不再仅仅是为了被人观赏(如宫殿的浮华)或是为了观看外部的空间(如堡垒的设计)，而是为了便于对内进行清晰而细致的控制—使建筑物里的人一举一动都彰明较著。用更一般的语言说，一个建筑物应该能改造人：对居住者发生作用，有助于控制他们的行为，便于对他们恰当地发挥权力的影响，有助于了解他们，改变他们”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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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法]米歇尔·福柯：《不正常的人》，钱翰译，3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②用阿甘本的话来描述，即“福柯试图界定与治理术相关的这种城市空间的某些基本特征。福柯认为，迄今为止相互区别的麻风病与鼠疫存在融合。“排斥麻风病”模式基于排除，而麻风病人必须待在城市之外。在此模式中，纯粹的城市使陌生人置身其外。这是大禁闭：关闭且排除。“容纳鼠疫”模式产生了另一种范式：容纳在遭遇鼠疫的时候，把鼠疫的受害者移到城市之外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某种监视、控制和表达城市空间的模式。这些空间被分为多个区域，每个区域的每条街几乎都被迫自治并被置于监督官的监控之下：没有人能出门，房子每天都要被检查，每个居民都要受到管制，如那里有多少人，他们死了没有，等等。这是一种由监督官、医生和士兵监视的城市领土的分区治理。麻风病人为某种排除装置所拒斥，鼠疫的受害者则被一种产生区分和个体化效用的权力装置的复杂网络包围、监视、管制和治理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