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城市规划与环境问题。规训机构试图谋取所有的可见性与控制性，而这一切又是通过建筑设计模式实现的。这也就意味着，建筑表征着福柯的权力与知识关系。正如坦索特(GeorgesTeyssot)所言：“如果有必要的话，建筑可以被视为一种文本’，但是(因为与之相关的实践具有多重性质)它所包含的知识不能被简化为该领域的一般认识论。”①建筑、机构设计、空间布局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话语形式、权力与知识实践关系，而空间与知识、权力确实是福柯关注的重点之一。因此，建筑、城市规划等问题不能只局限于应用学科与具体实践，而应该从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过程思考它的具体机制以及运作过程。福柯认为：“18世纪末，建筑开始被牵涉到人口、健康和市镇(都市)问题中去。”②建筑与人口、健康、城市问题的关联，意味着生命政治语境的到来。福柯在论述生命政治空间的过程中，将规训机构延伸到更加广阔的领域与空间，这鲜明地体现在生命政治干预方面的拓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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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 Georges Teyssot, "Heterotopias and the History of Spaces", History/Theory/ Criticism, 1980(a+u): 92.
②包亚明主编：《权力的眼晴——福柯访谈录》，15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