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甘本也讨论过都市问题，他使用“都市”一词“指定新的城市结构与福柯所界定的古代政权的领土权力(主权权力)向现代生命权力(本质上是治理性的)转变过程中同时出现的新的城市结构”。阿甘本对都市的理解建基于福柯的权力装置思想。这是从主权权力转变为生命权力，“排斥麻风病”模式转变为“容纳鼠疫”模式中诞生的新型城市结构。
首先，它使个体与技术的关系得到拓展。不再是某种单维度的技术或个体发挥作用，而是“存在一种双重捕获：一方面是疾病/健康、疯狂/正常等简单的二元对立；另一方面是一系列复杂技术与装置的分化处理。这些技术与装置不但使个体主体化，并且控制了主体”。其次，它意味着界限与边界的消失。“明确地界定边界、围墙、空间的不可能性……不再是某种简单的二元划分，而是一系列复杂的、表达性的、个体化的过程和技术。”最后，最重要的是，它呈现的是对人与物的治理，而不是都市词源学所展现的暴力与殖民因素。这也就意味着：“当权力变成对活着的人与事物的治理时，都市是一种取代城市的装置或装置群。”很显然，阿甘本对都市的理解实质上与福柯没有太大的差异，不过他强调了都市空间中的主体化过程以及与都市装置的对抗。由于篇幅的原因，阿甘本并没有继续展开论述，而且他的政治旨趣与理论兴趣并不在此。
奈格里与哈特不同，他们的理论逻辑与思想构架建基于对都市问题的探讨，这是他们建构肯定性生命政治的重要体现，也是他们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基调。因此，对城市性质与城市生产力的探讨成为他们的核心研究领域。在奈格里与哈特看来：“城市本身就是生产的来源：有组织的、有人居住的、横贯的领土已成为一种生产要素，就像曾经在土地上工作一样。大都市的居民日渐成为世界的真正中心。”①他们肯定城市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意义与作用，并试图最大可能地激发城市本身蕴含的诸种生产潜能。他们将城市置于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背景中，在后现代语境中重新思考资本、劳动、工人、工厂、价值、差异、共同性、普遍智能、民主、共产主义等要素。这既是一种全新的环境，被置于具有生命政治色彩的空间，描述着“生命政治的结构”，也是资本主义积累、剥削、征服、压迫的场址，以及人与人之间进行交流、沟通、生产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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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