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在奈格里与哈特那里，“城市就是后现代社会积累的工厂，是非物质价值定制的实验室，是生命政治的环境：劳动权力的活动与对它的排斥在这里相互对抗。我们生活在一个变化的时期，城市依然是人、文化和生产相互交往、发生关系的地方。另一方面，城市又以全新的方式出现—或者被嵌入围绕着全球化的生产能量而组织起来的全球交流和剥削的网络，或者处于贫民窟中的社会主体和无产阶级被迫进入国际范围的具有灵活性和移动性的剥削之中”②。将矛盾与对抗、斗争与解放、压迫与反抗置于同一语境中，这是奈格里与哈特惯常的思路。他们既批判性地分析对象，又试图从批判中找出相应的解决方案，即便仍只是解释性和描述性的。
在城市问题上，奈格里与哈特关注的显然不是对城市人口的治理与控制，也不是在权力装置群中探索权力运作问题，而是要在这一充满矛盾情绪的场址中发现走出压迫、剥削的方式，寻找革命性主体、生产性主体出场的场所。都市是奈格里与哈特肯定性生命政治的重要生产场所，是他们从理论上与实践上突破福柯(圆形监狱)与阿甘本(集中营)的重要组织空间。
第三章 阿甘本生命政治权力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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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Antonio Negri, Goodbye Mr. Socialism, New York: Seven Stories Press, 2006, p. 35.
②意]安东尼奥·内格里：《超越帝国》，李琨、陆汉臻译，162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