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格里与哈特对都市的核心定位是“大都市之于诸众，正如工厂之于产业工人”①。这意味着，马克思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工厂性质与制度在面对资本、信息、技术全球化的新境遇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工厂、产业工人陆续被都市与诸众取代，丧失了马克思所指出的其在资本主义时代的作用与意义。奈格里与哈特描述了都市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中具备的三种特殊性质。
第一，“大都市是生命政治生产的场所”。这主要是因为“它是共同性的空间，是人们共同生活、共享资源、相互交往以及交换商品和观念的空间”②。这种共同性结构内在于都市之中，尤其是“人工共同性”③使都市成为至关重要的生命政治生产的场所。这也就是说，以共同性为基础而建构的大都市一方面为生命政治生产提供取用对象，另一方面其创造物又会反作用于都市。生产与都市相互促进，相互支持，从而构建出区别于机器大工业时期的生产环境与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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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美]迈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大同世界》，王行坤译，194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②同上书，194页。
③共同性是奈格里与哈特肯定性生命政治的重要范畴。他们将共同性分为自然共同性与人工共同性，前者主要指物质世界的共同财富，即土地、矿物、水、天然气等自然要素；后者主要指无形的社会交往网络生产的结果，如语言、图像、知识、感受、符码、习惯、实践、信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