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为重要的是，都市中的生命政治生产活动不再依赖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协作方式，而是能够开展脱离资本、具有自主性的生产。这种生产不仅不再局限于工厂，蔓延至整个都市空间，而且不再局限于单纯的经济生产，延伸至整个都市生产活动，甚至包括生命活动的生产。在这里，都市更倾向于体现为一种生产场所，准确地说是共同性生产的场所。那么这也就意味着，这种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不再是资本对劳动的剩余价值剥削、死劳动对活劳动的占有、物对人的颠覆性控制，而是转变为对共同性的剥削，对非物质劳动的剥削，抑或是对生命政治劳动的剥削，对情感、感受、社会交往、语言创新、信息流动等的剥削。与马克思主要强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压榨、剥削工人阶级不同，奈格里与哈特认为，重要的不是专注于描述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诸种剥削方式与压榨手段，而是在这种新型的政治空间中发现反抗与抵制的潜在力量。这就促使奈格里与哈特将精力主要集中于如何摆脱这种新型的剥削方式，如何在压制性因素中发现反抗的因子，从而逃离生命政治生产的否定性方面。这也就注定了奈格里与哈特会不断强调都市在生产共同性方面的重要作用。
第二，都市向偶然的相遇开放。都市既是“相遇的场所，也是组织和政治的场所”①。在这里，都市主要指涉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与关系。由于这种交流突破了地域性与区域性的限制，是在更广阔的全球范围内进行的交往与协作，因而会产生更丰富的复杂性与奇异性。不同或相同文化、语言、性别、种族、知识背景、成长环境的人的相遇，既能生产出共同性的消极形式，也能创造出共同性的积极形式，而共同性与相遇的相互依存、相互依赖又能够有效促进都市生产潜能的发挥，消除都市本身的消极因素。
第三章 阿甘本生命政治权力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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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美]迈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大同世界》，王行坤译，198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