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格里与哈特认为，要促进愉快的相遇，使不愉快的、不适宜的相遇机会降低到最低程度，需要从这几个方面着手：“首先，这就要求对异性的开放，并且与他人确立关系的能力，从而生成愉快的相遇，并创造出有着更强能力的社会机体。其次，或许更为重要的是，要求我们学会从冲突性和毁灭性的关系中脱离，并消灭由此产生的危险的社会机体。最后，既然如此多的自发相遇都并非令人愉快，大都市的政治学就要求我们弄清楚，如何尽可能多地将冲突性相遇转化为愉快的、生产性的相遇。”①简而言之，为了创造更多的愉快的相遇，我们既要在思想意识上明确这种诉求的急迫性，还要努力从实践层面为愉快相遇的诞生创造条件，提升共同性与他者有效相遇的机会。由此可见，奈格里与哈特在生命政治生产视角下，不仅赋予都市政治功能，还赋予其经济功能。他们最根本的目的是促使都市不断生产出积极的共同性，不断造就愉快的相遇，从而为诸众的出场提供政治与经济基础，因为新的共同性生产与革命主体性的激发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都市空间这种无形的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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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美]迈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大同世界》，王行坤译，198199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