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普罗佐罗夫来说，“阿甘本所有的著作都以对完全不同的生命形式可能性的肯定而结束”③。面对阿甘本对集中营、赤裸生命等阴暗对象的关注，他给出了这样的解释：“阿甘本针对事物的当前状态描绘了偶然性的隐喻画面，这是为了最终呈现出宏大的逆转，即在吞没我们的绝望中发现希望与信念。”④
与“肯定性”的确认相反，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奈格里持不同意见。虽然奈格里和阿甘本处在相同的时代背景中，并且吸收了很多类似的理论资源，但是，他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之下，以帝国理论为基础，构建了完全异于阿甘本生命政治思想的理论道路。从整体上来看，奈格里更倾向于对阿甘本的理论逻辑持批判性态度，尤其认为阿甘本具有后海德格尔主义的鲜明特征。他直接表达过对阿甘本生命政治思想的“否定性”态度：“阿甘本认为生命政治是一个含混且充满冲突的领域，只有在极限处才能看到反抗，如权力的极权主义形式边缘，或是不可能性的边缘。这些研究者可以轻而易举地解释荷尔德林的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拯救’。这种阐释在某种程度上区分了生命权力与生命政治，却又使生命政治变得毫无力量，并且缺乏主体性。这些研究者从福柯那里寻求生命政治的定义，排除了自主与创造性行动的一切可能，又在这种分析过程中退回到海德格尔那里，否定生命权力反抗的任何构建能力。阿甘本将生命政治置于神学一政治讨论中，认为让生命权力产生裂痕的唯一可能就在于失效’行为。这种空洞的拒绝让人想起海德格尔的泰然任之，完全不可能建构出另类权力。”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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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 David Kishik, The Power of Life: Agamben and the Coming Politics (To Imagine a Form of Life, II) ,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113.
② Ibid. , pp. 26-27.
③ Sergei Prozorov, "Why Giorgio Agamben is an Optimist", Philosophy and Social Criticism, 36(9), p. 1053.
④ Ibid. , p. 10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