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奈格里认为，阿甘本将生命政治领域置于极端边缘化的境况中，即在现代化语境之中很难再现的集中营。集中营本来就是一种稀缺性场所，因而对于它的分析不足以证明现代政治就是生命政治的。这种分析对象的选择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其次，阿甘本虽然区分了生命权力与生命政治，但是否定了生命政治的自主性与创造性，尤其是对赤裸生命的分析完全剥夺了生命本身具有的创造力与潜能。这种哀怨的政治构建不利于政治主体的塑造。奈格里则在承认生命权力压迫的同时，认为也存在推翻权力的可能性，并且革命主体终究会摆脱权力的压制而获得自治能力。最后，阿甘本过于相信政治神学的讨论，忽视了马克思主义传统。奈格里则将其生命政治思想与马克思对劳资关系的探讨结合起来，立足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找到理论支撑点。除此之外，奈格里指出：“事实上有两个阿甘本。一个坚持存在论，受到命运的支配，有着令人恐怖的背景，被迫与死亡的想法不断对抗；另一个通过沉浸在哲学劳动和语言分析中，抓住了生命政治视角。在后一种语境之中，阿甘本有时候似乎呈现出一种瓦堡(AbyWarburg)的批判本体论。这两个阿甘本交织在一起，在你最料想不到的时候，第一个的重新出现会使第二个变得更加模糊，阴郁的死亡之影不断蔓延并对抗着生活的意义，对抗着欲望的剩余。反之亦然。”①
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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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美]迈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大同世界》，王行坤译，46—47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