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不以主权逻辑为基础的未来政治必须使用这种生命概念，即不是基于自然生命与政治生命、bios与zoē的司法分离，也不是从赤裸生命中涌现出来的生命，而是必须使这种分离变得不可能。这就是生命形式(form-of-life)。在那里，生命的神圣性是被阻止的……不是要在共同体中建立司法包容性，其结果无一例外是排斥的和暴力的……取而代之的是使神圣和亵渎的区分变得无效，不起作用，以至于神圣不再被用于排斥机制”②。这是阿甘本意义上的对生命的亵渎。神圣与亵渎之间的界限不再发挥作用，一切区分变得失效，不再存在差异、多样性、个性的输出。与此同时，这也是阿甘本对幸福生活之追求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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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对于阿甘本这种等待弥赛亚降临的政治解放态度，奈格里持明确的批判态度：“我们在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等候着阿甘本：最后让他说说受苦、活着、死亡、复活的主体是谁，这场解放斗争的胜利者是谁，神学一政治的主体在哪里(如果它还在那里)。还有希望的空间：以斯宾诺莎式的方式更新神学政治。阿甘本可以做到这一点。”
② The Agamben Dictionary, edited by Alex Murray and Jessica Whyte,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