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形式的建构是一种不断解构的行为。它是在真实的世界中而不是理念的世界中运作的，不仅要面对其他生命形式，还必须面对内在于它的诸多力量，因为不同的人必须构想和实践彼此不同的共同存在。”①这种共同存在必然保留着为了生存而斗争的生命潜能。“即使赤裸生命可以被无限地摧毁，有些东西仍然可以被保留下来。生命形式就是这种剩余。”②生命形式就是抵抗斗争、矛盾、权力、毁灭的最后希望，也是一种强大的、激进的、创新性的生命潜能的载体。因为生命形式中的基本元素，即生命、形式、权力并不是相互独立、相互孤立的实体，而是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的，从而形成三位一体的结构，抑或将其称为“生命形式的权力”(the-power-of-form-of-life)。
这种权力结构类型类似于福柯对权力关系的界定。它没有中心，以网络形式运作，展现的是块茎逻辑而不是树状逻辑。“这种块茎结构确保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在抵御外部或内部攻击方面比集中式权力强大得多，因为一个中心可以很容易地被破坏、切断或关闭。这也意味着生命形式不是均匀分布的，而是倾向于创建高度的集群(簇)。因此，这是强大有力的，是相互作用的，那些分散的则是虚弱的分支。权力关系最关键、最重要的事情是建构了我们的网络，生命形式就类似于这种网络：它们事实上是无法统治和难以控制的。”①总而言之，“人的生命的力量在于他的生活方式，而不在于其他什么地方。对于生活方式而言，要变得强大有力是不可能的，除了在事实上以此种生活方式生存，以及不断生产或生成这种生活方式。通过这种方式，权力作为必要的媒介发挥作用。这种媒介可以使我们拒绝生命概念的分裂，而这种生命的概念开始于古希腊的bios与zoē的区分、生活方式与活着的事实之间的区分。在西方传统中，这只是一种语言差异，并没有先驱或继承者。一个人活着与他如何活之间的分离导致了两个完全无力的实体。权力把bios与zoē捆绑在一起，正如原子能把质子和中子结合在一起。这种捆绑生产了力量，这种力量又维持着这种捆绑与结合。”②
第四章 阿甘本生命形式与潜能的反抗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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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David Kishik, Agamben and the Coming Politics (To Imagine a Form of Life, Ⅱ), London, New York: Continuum, 2012, p. 104.
② Ibid. , p. 106.